我最近时不时地在思考我现在的许多行为是如何被小时候的环境所养成的。又看到周记里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在写和父母的关系。

从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我是真心想要与我妈妈相互独立。我和我妈妈一直以来的关系可以说是太亲密了，似乎无话不谈，会互相分享烦恼，也会互相开导，也分享有趣的事，分享有成就感的事，分享有成长的事。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中只要发生了什么就要和她update，开心的事就立刻打电话告诉她，不开心的事就只和她一个人吐槽，有什么小小的选择需要做决定也得和她聊。我太过依赖于她的声音了。她对我也差不多，我没有感觉到过我们互相分享上的不对等。即便后来我慢慢察觉到了价值观在拉开差距，对事物的认知越来越错位，她慢慢地越来越理解不了我的所思所想，我仍试图把这些想法都解释给她听，我心想如果她愿意跟上年轻人的步伐，那我为什么不给她这样一个机会呢。

直到去日本的前一周，我回家待了一周，我体会到了爸爸和妈妈心中那种被父权社会所影响、同时也没有一点人权意识的行为，有多么根深蒂固。10月1号旅行的前一天，我和我爸吵了一架，其实只是他在单方面输出罢了，毕竟他并不真的想要理解我，并且他认为他自己对我的人生有话语权。我跟我爸的交流一直以来太少了，几乎为零，我的意思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谈话。那天最后以他的下一个会议要开始了收场。我妈妈后来听我的描述，也完全无法我理解生气的原因。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我好”却真心想做我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我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到日本，和其他一起旅行的朋友见面。

在旅行途中，必然发生地，我和maria聊到了这件事，还有父母与孩子的距离，等。我们也发生了其他一些深刻的谈话，比如，是否应该对他人抱有期待，等等。但我知道它们其实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回来后，每次我想要像往常一样”寻求”妈妈的声音，我都先思考我这么做的原因，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要不要和她分享某件事，而不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寻求一种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我不应该再从母亲那里寻求安全感了，这对我的个人成长没有任何益处。我也不应该把任何本质上只与我个人相关的事情或者我个人的情绪强加在她身上，我们是独立的个体。

于是我和她的电话次数骤减，一整个月只有一两次，消息也少得可怜。我不认为这是事情完美的解决方式，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过渡期。去寻找下一个和她相处的模式，我知道此时她已经很难说出让我能够真正成长的话语了，既然这样，与其听她的声音，不如听从我内心自己的声音。

我看到周记有朋友写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说”这一辈子活着为了闺女”，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擅自下注在了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鲜活的生命上，而这个鲜活的生命不得不承担从天而降的另外两条生命，势必是无比压抑的。他们不仅选择否定自己的前半生，也决定把后半生的价值全权任由他人来评判，那么他们的自我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相互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另一个人，那么他想必也期盼着另一个人把生命也交由给他吧，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没有风险地掌控对方的生命了。同时也再也不需要为”自我”负什么责任，因为这都是由那个掌控了他生命的人犯下的过错，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卸所有失败的责任，也不需要去思考如何成长。

最近，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犹豫了，比如一个东西应不应该买。从前我总是考虑家长，但是现在我完全地为了我自己考虑，比如：我买这个东西对我的个人成长有益吗？我就总是能果断地下决定了。

关于自我的评价体系。我以前也没有这东西，直到我在维也纳学到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由他做了什么来评判，而是他作为一个存在的生命本身就充满价值，因此不管他付出何种努力做到了什么或者没做到什么，本身就是充满价值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个观点。我还认为，那些试图量化一个人的价值的人，他们内心始终在物化其他人，因为他们试图量化一个人诶，那么同时他们内心一定也是这样在不断量化自己的，很明显，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人。虽然说来有些羞耻，但我姑且还是认为自己是个人的，因此那些在内心已经否定自己是个人的人，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难有什么意义。更具体一点的话，现如今大部分习惯于量化别人的人，他们的量化标准来自于社会，所以其实我不想用中国社会的评判标准来评判自己，我拒绝这么做。

现阶段我觉得变得独立真的很重要，是指意识的独立，独立思考，有意识地不被情绪牵着走，不再因为下意识想做什么而任由身体去做，更多思考我为什么有想这么做的冲动，问自己的内心，是因为我想要依赖什么吗？是因为我需求什么吗？我为什么会缺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其实本来就有了。

而我能够开始这么做的全部原因，都只是因为我想试图掌控自己的人生罢了。